▶ 孙立彬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开展对信息茧房、热搜榜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大数据“杀熟”等6个方面的算法治理。

　　据了解，热门短视频平台内容推荐是营造信息茧房的主要推手，对其治理无疑是引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算法要向善

　　近期，家住北京的马先生有点烦。据介绍，马先生的母亲在8年前来北京照顾孙子，婆媳之间虽然偶有不和，但过两天也会缓和。但自从孩子上学后，刷短视频几乎成了老人唯一的消遣方式，而最爱看的内容就是婆媳矛盾，平台知其所好因此持续推荐，长期的耳濡目染让这位老人慢慢形成了“儿媳大多数都不好”的想法，并在现实中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甚至用视频中的一些内容去教导小孩。这让马先生的爱人难以容忍，多次发生激烈口角，而母亲和媳妇的矛盾让马先生左右为难。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旻表示，如果顺应算法进行信息引导将导致信息茧房效应，用户所接收的信息类型取决于算法内含的内容价值判断标准，这限制了用户接收不同信息的渠道，进而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考的多样性。

　　而信息茧房问题可能仅仅是算法滥用导致的诸多危害在短期内比较直观一种。

　　11月20日，饱受“网暴”之苦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公开喊话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钟睒睒认为，对流量及其谣言以金钱奖励与激励，把网络变成技术、算法变成玩弄民众智商的游戏，不仅会严重破坏国家的法律体系，还会造成对个人或企业的严重伤害。

　　而在11月22日，国内另一家短视频巨头快手公司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警告处罚，责令其全面落实青少年模式，全面排查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并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针对长期以来算法滥用导致的诸多问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方兴东表示，由于缺乏整体性的制衡机制，迄今主流算法依然遵循平台单向度的商业利益驱动模式，未能对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合理的利益平衡，尤其是没有将公共利益维护作为算法的基础，这成为各种结症的根源所在。

　　对此，《通知》明确，要让算法向上向善服务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包括持续优化完善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的算法推荐服务，便利未成年人、老年人获取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信息；建立健全算法在赋能优质内容传播、违法行为识别发现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应用。落实算法安全主体责任，包括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确保算法的训练数据具有合法来源，及时检测修复代码安全漏洞和算法逻辑缺陷，定期对算法模型的可用性、可控性、可解释性以及数据处理、模型训练、部署运行等环节开展安全评估。

　　责任与治理

　　方兴东认为，平台应该承担第一主体责任。“因为，在平台信息的监管中，与政府、用户、生态伙伴和学术界等间接治理角色相比，平台是唯一的直接治理角色。”

　　李旻表示，短视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需要承担内容审核以及信息管理责任。根据《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平台应建立内容管理负责制度，实行短视频内容先审后播制度，确保所有播出的短视频均经过内容审核。同时，平台应当合理设计智能推送程序，优先推荐正能量内容。此外，平台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采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在线时间予以限制，有效防止未成人沉迷短视频。

　　然而，短视频平台本身是否真正有意愿、有担当地肩负起“守门人”角色，还值得商榷。

　　12月1日，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撰文称：“各大平台都在使用算法，算法并没有那么复杂和神秘。但算法的科普做得不好，透明度不够，同时对于谣言与网暴识别与打击力度不够，这个确实是平台公司需要加强的。”

　　对此，方兴东表示，仅仅依靠平台自身的自律和自觉，难以保障算法的合理性。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真正有效力多利益相关方监督机制，才可能根本性解决算法的治理困境。这意味着监管部门需要具备能够有效检验监测平台的基本技术能力，同时还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完成一定程度开放性的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算法治理机制，尤其是学术界需要扮演关键性角色，才能解决专业性门槛问题，完成算法“深度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方兴东还表示，平台信息治理在全球范围依然任重道远。迄今为止，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在包括短视频等在内各种形态的社交媒体治理中，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形成平台治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使得迄今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虚假信息、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青少年保护和用户隐私保护等都差强人意。而且迄今依然处于修修补补的局限状态，而没有能够从系统性的基础理论出发，形成体系性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形成全局性高效的治理效果和良好健康的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