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淑华

　　城市新地标——创新街区正在我国加速崛起。

　　近日，武汉市创新街区（园区、楼宇）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这是继今年2月征集编制单位后，武汉市科技局推进创新街区的又一举措。

　　不久前公布的《2022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工作要点》提出，完善创新街区试点方案，在重点城市建设特色化的创新街区。

　　“创新街区以‘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四位一体的综合功能，带动城市活力，其遵循了‘城兴人、人兴业’的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新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表示。

　　在城市更新中导入创新功能

　　十几年前，邓智团做一个研究项目时，被以美国纽约硅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区所吸引,并撰写了相关研究文章。当时，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现象。

　　2014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创新街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中首次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城市中心城区或大都市区边缘，由科研机构、创业公司、中介公司、孵化器、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及创新服务机构高度集聚，从而形成创新活动活跃的城市新经济空间。

　　“早在2015年，美国就有超过300个市长提出建立创新街区。”邓智团表示，“当前，创新街区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涌现出美国纽约硅巷、英国东伦敦硅环、瑞士苏黎世西区等一批创新街区。”

　　当前，我国多地也在推动创新街区建设。在北京，全长不到6公里，却汇聚了10所高校的学院路街道，2021年年底发布环高校“三带一节”创新街区生态体系，即“环高校国际科创带”“环高校校友文化带”“环高校慢行系统带”和“学院路城事创新节”，探索城市创新街区样板，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和首都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在上海，去年发布的《“十四五”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明确提出，“新建开放式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街区”“推进开放式、组团化的创新街区建设”；武汉市科技局则规划今年将建设创新街区（园区、楼宇）70个、总面积100万平方米。

　　“这有助于在城市更新中导入创新功能，或者让科技园区在新一轮升级中实现功能混合，形成高水平城市化生活环境。”邓智团表示，“但这需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并不是所有创新街区都能达到最高水平。”

　　创新街区并非“千区一貌”

　　2021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开始探索在具备条件的城市街区、高校周边及国家高新区内，布局建设一批创新街区，有效集聚各类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和企业主体，打造城市内的“无边科技园”。

　　邓智团说，在创新街区里，“创新”是主要功能，“街区”承载生活环境，缺一不可。两者形成的先后，决定了3种不同形态：城市化科技园区、支柱核心或锚定+、城市区域再造。

　　当前，国家高新区建设创新街区，有的是先有创新，再引入生活配套，实现产城融合，比如青岛高新区创新街区；有的是先有大学和社区，再在周边集聚科创企业，比如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创新街区；有的是依靠城市更新，由政府规划建设，比如西安高新区嘉会坊。

　　作为国内首批国家高新区，青岛高新区已由昔日荒凉之地转身为魅力新城。当前，青岛高新区正立足环智力岛区域，依托高端研发机构、孵化载体、大学科技园等多元要素建设“S”型创新走廊，串联起高端装备制造、医疗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特色产业园区。目前，区域内拥有注册企业4933家，正打造创新谷、创业谷、创造谷一体融通的“未来谷”创新街区。

　　嘉会坊是西安高新区创建的创新街区主体之一。创新力的注入，让曾经的“工业废地”变成双创生态综合体和“网红打卡地”。这里已先后引进创服和文创机构43家，集聚注册企业近4000家，孵化毕业企业230余家，辐射周边约2平方公里。

　　“不同于其他紧临高等院校、大院大所或新兴产业密集区的创新街区，嘉会坊处在西安高新区最早的工业区，传统工业已衰退和空心化，街区基础设施老化陈旧。”西安高新区嘉会坊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杉告诉记者，“嘉会坊是在弱基础甚至零基础上，打造创新街区，实现了城市的有机更新。”

　　在邓智团看来：“创新街区建设并非‘千区一貌’，重要的是要遵循城市和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规划引导、市场配置主导，并依托创新力量、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因地制宜地推进建设不同创新导向的特色化创新街区。”

　　应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作用

　　事实上，我国各地纷纷开始建设创新街区并非偶然。

　　“作为一种新兴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创新街区以空间的紧凑性、交通的通达性、技术的连接性、生活的社区化、生态的宜居性，实现了工作与生活的互补，成为区域和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部的分管负责人王磊表示，“在高新区，建设创新街区是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升级园区产业、实现产城融合的必然要求。”

　　然而，各地在建设创新街区时，依然遇到一些难题。“现在突出的难点是用地性质的限制。创新街区强调功能混合、土地利用多元化，但科技园区周边的用地性质大多是工业用地，高校周边大多是居住用地。如何将它们转化为综合用地，甚至让纵向垂直区域实现居住和办公混合使用，这在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解难题。”邓智团认为。

　　在创新街区形成过程中，创新企业、知识员工、城市运营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是关键行动主体。对此，邓智团建议，我国应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作用，突破土地、人才、资本、信息等政策限制，研究制定创新街区建设标准，统一有关创新街区的内涵和特征的认识，有效发挥市场在创新街区建设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城市运营商的能动性或创造力，努力打造全球范围内创新街区建设实践标杆，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创新发展新路。

　　“我们可以实施公共空间升级计划、推行智慧街区建设计划、建设街区创新会客厅、打造公共创新中心等。”邓智团表示，“此外，可以实施功能空间双混合策略，兼顾居住、办公、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等功能。这既可减缓交通压力，又可增强街区活力，增加对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