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庆阳

　　10年前的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的转型发展把脉定向。10年光阴，长江经济带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奔赴，成为流域经济的标杆样本。

　　“10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实现了保护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26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工作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江经济带10年发展成绩。

　　江河不仅是自然地理的脉络，更是经济发展的动脉。

　　“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流域经济。这一战略部署是基于我国自然禀赋与发展需求的深远考量，为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超越边界的发展新范式

　　流域经济是一种突破行政边界、以水系为纽带的发展新范式。要理解流域经济的核心要义，首先需跳出传统区域经济的“板块化”思维定式。

　　就此话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泽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流域经济以江河湖海为纽带，通过水资源综合利用与沿岸交通体系构建，将沿线城市串联成为有机整体，形成“点—轴”式梯级布局。“它并非简单地以水系为地理边界的经济集合，而是以水为媒实现资源、产业、生态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系统性与协同性，打破了行政区划造成的发展壁垒。”

　　“与传统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更强调上中下游构成的有机整体性。水资源的流动性决定了产业布局、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遵循‘一盘棋’逻辑，任何单一区域的孤立发展都将破坏整体效能。”王泽彩补充道。

　　作为世界河流大国，我国流域面积达5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有4.5万余条，加之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独特禀赋，发展流域经济具备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王泽彩说，我国江河众多，七大水系为联动港口、产业与城市提供了自然基础，长江经济带通过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江河不仅是水资源的载体，更是交通通道、生态屏障与产业走廊的综合体，能够同时承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使命，这正是流域经济区别于其他区域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流域澎湃出强劲活力

　　多年来，我国在流域经济领域开展了大量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相继实施，推动流域发展从重开发向重保护转型。

　　发展理念的转变与生态治理的成效，为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4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逾63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2025年前11个月，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外贸进出口值达19.1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青告诉记者，依托“点—轴—圈”发展模式，长江经济带形成了全流域的整体性与上下游各具特色的区段性。其11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已占据全国经济总量的近半壁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引擎。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该流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产业的梯度集聚。随着三峡工程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建成，长江航运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万吨级海船顺利抵达重庆市，标志着长江航运进入新发展阶段，为沿线产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大运能的物流保障。

　　与此同时，松花江畔的东北振兴、珠江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引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都印证了流域经济“以水赋能”的强大活力。

　　流域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

　　尽管流域经济对全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然而，我国流域经济发展仍面临深层次挑战。

　　王泽彩认为，尽管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已形成合作基础，但“各自为战”现象仍未彻底改变，跨区域协调的效率有待提升。

　　何青更为关注流域内产业同质化现象和“内卷”式竞争问题。他分析道，尽管长江经济带具备科创策源能力与战略纵深优势，但产业同质化与生态脆弱仍是突出短板。尤其是在中上游地区盲目复制下游产业结构，导致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未能形成“上下游互补、各展所长”的梯级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流域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

　　此外，王泽彩认为，将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经济优势的过程仍面临挑战，反映出生态保护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谁保护、谁受益”的利益机制尚未健全。生态脆弱与低碳转型任务艰巨，水治理与产业绿色升级的紧迫性在“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凸显，这对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成就与挑战并存的现实表明，我国流域经济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既有实践为“十五五”期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暴露的问题则为后续发展指明了攻坚方向，亟需通过制度创新、产业重构与生态建设，推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同做好江河大文章

　　流域经济涉及产业、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绝非单一区域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全流域协同发力的“大合唱”。

　　如何推动流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构建高效协同的跨区域协调机制，是打破发展壁垒的关键。王泽彩强调，需打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靠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优化配置。这要求各地摒弃“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执念，建立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协调体系。

　　何青指出，打破行政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他建议在长三角突出一体化制度创新，在成渝强化“双核”带动，鼓励省际交界地区建立实体化协商平台。具体而言，是建立流域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重大目标任务；破除户籍、社保、税收等领域的政策壁垒，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流域内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流域发展评价体系，将协同发展成效纳入地方考核，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发展合力，真正实现区域间由竞争转向共生。

　　传统产业布局的“一刀切”模式，是导致流域“内卷”式竞争的根源。

　　王泽彩提出，需强化“不出海就出局”的危机意识，推动产业向海外与我国中西部“双向”转移，同时强化高端环节掌控力。

　　何青主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重构，形成下游研发、中上游制造的梯级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实践中强化科技驱动，构建低碳、清洁、高效、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鼓励流域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主导力的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如黄河流域的文化旅游、长江中上游的绿色能源、珠江流域的外向型制造，形成“一域一特色、全流域一盘棋”的产业布局，让上下游地区在分工协作中实现共赢。

　　建立市场化导向的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抓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名誉院长王金南指出：“流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三水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与利益共享。”

　　王泽彩认为应建立“谁保护、谁受益”的横向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他说，长期以来，生态补偿主要依赖财政“输血”，可持续性不足，必须转向市场“造血”模式。例如，鼓励下游地区通过购买生态产品、投资生态项目等方式，对上游生态保护地区进行补偿；将流域的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转化为碳汇资产，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产业等，让生态保护者从产业发展中获益；深化“西电东送、东产西引”等模式，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破解生态优势转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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