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琴
202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高质量发展蓝皮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近日，就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高质量发展蓝皮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主编、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韩保江。
问：2025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与面临的挑战？
韩保江：2025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与转型动能。从理论维度深入审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结构性改革红利释放与新质生产力崛起的体现。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是长期增长的核心源泉，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破性进展，正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支撑。
与此同时，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导向，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回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市场一体化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契合新经济地理学关于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的逻辑。制度层面，“放管服”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完善以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显著增强了经营主体预期与活力，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激励—绩效”传导路径。这些因素共同构筑了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稳中有进的底层逻辑。
然而，基本面的稳固并不意味着风险消解，反而在深层次上暴露出结构性张力与系统性脆弱。
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劳动供给收缩与社保压力上升，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符合索洛模型中要素投入放缓对增长的制约判断。更为关键的是，尽管应用创新活跃，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反映出国家创新体系中产学研协同不足、风险资本支持早期创新乏力等制度短板，制约了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的真正实现。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城投平台隐性风险累积，构成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所警示的金融不稳定性隐患，尤其在房地产调整与土地财政退潮背景下，财政与金融联动风险不容忽视。外部环境方面，全球价值链重构、“脱钩断链”趋势加剧，使中国面临由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转变的国际分工新格局，传统比较优势受到挤压。
面对这些挑战，单纯依赖宏观刺激难以根本破解，必须依靠深层次制度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强化基础创新、优化收入分配、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和推进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协同发力，方能实现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的根本跃迁。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问题多为发展中的转型中的问题，并非不可逾越。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人才资源等核心优势，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保持活跃，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最大底气。《高质量发展蓝皮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指出，2024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较2015年增长24.95%，印证了我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问：202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如何协同发力？
韩保江：2026年宏观政策将延续“更加积极有为”的总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将成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键支撑。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将更加注重“提质增效”与“精准发力”，一方面，适度提高赤字率，扩大中央财政举债规模，重点投向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绿色转型和民生保障等战略领域，发挥财政支出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撬动作用；另一方面，优化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缓解基层“三保”压力，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防范区域性财政金融风险。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灵活运用降准、政策利率下调等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并通过结构性工具如再贷款、再贴现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
尤为重要的是，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国债发用衔接”“特别国债配套融资”等方面加强协调，探索财政融资与基础货币投放的良性互动机制，避免债务扩张引发市场利率上行或金融资源挤出。这种协同不是简单的“大水漫灌”，而是基于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控相结合的框架，在稳定短期增长的同时，服务于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通过政策组合的精准匹配，既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而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问：2025年是新发展理念提出10周年，请您谈谈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韩保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需要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等多个维度去把握。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是我们党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也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的认识的结果，进而揭示了高质量发展规律。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规律的具体阐释，既是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大趋势。
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最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属于定义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主要理论的基础范畴。首先，它定义和发展了高质量发展理论。其次，它定义和发展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再次，它定义和发展了新发展格局理论。10年来，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其“真理的力量”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伟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问：“十五五”时期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韩保江：第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时期全球科技竞争加剧趋势，应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投入，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与重大科技项目组织机制。通过税收激励、政府采购和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同时，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第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循环畅通性。进一步破除制约土地使用权、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劳动力领域，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在城乡和地区间高效配置；在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提高股权融资比重，支持科技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土地要素方面，探索城乡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增强土地（使用权）供给弹性，服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
第三，优化宏观治理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中央财政支出规模，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同时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防范区域性财政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灵活，加强与财政政策在国债发行、特别国债配套融资等方面的协同，避免利率上行压力和金融资源挤出效应，确保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宏观环境。
第四，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分工新格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同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