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青，１９８１年毕业于原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由国家公派赴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进修；１９８９年再度赴曼彻斯特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９１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

　　多年来，唐晓青一直从事制造工程、工业工程和质量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及部委、省级研究项目２０余项，工业企业应用工程项目５０余项；主持研究与开发的集成质量信息系统在７０余家企业推广应用；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后３０余人；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论文１１０余篇，出版专著２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国防科技进步一、二等奖４项。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喜洋洋的奥运年。而对科技界，２００８年承载了更多的意义——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火炬计划实施２０周年……

　　沐浴着２００８年别样的春风，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在即。来自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北京，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建言献策，这其中不乏与科技、经济、高新技术息息相关的官员、专家、学者和创业者。他们究竟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经历？提炼出了怎样的思想精髓？对高新技术产业及企业发展有哪些建议？本报记者日前与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晓青进行了对话。

　　对话对象：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

　　对  话 人：本报记者郭涛

　　对话时间：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

　　对话地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办公楼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然而，脚步踏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的瞬间，当身体穿梭于古朴的楼宇之间，当莘莘学子在眼前经过，静谧中那种紧张的学习氛围，那种青春的时代气息，似一股暖流，感染着我。这里是中国航天梦的摇篮，托起梦想的人中，有一个身影，就是唐晓青。她是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中国质量管理信息化的倡导者；她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她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她必须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异国求学质量梦

　　１９７２年，１８岁的唐晓青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上大学，学习机械制造专业（现在称为制造工程）。这之前，她已在企业里当了两年多的机械制造工人。

　　记者：你是怎样走上质量工程领域和质量管理领域探索与研究之路的？

　　唐晓青：机械制造工人的经历使我对机械制造有了与别人不同的认识，使我对机械制造专业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航毕业后我便留校当了教师。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我顺利考上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进修一年半。１９８９年，我再次去曼彻斯特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唐晓青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与英国企业打交道。在了解对方的过程中，她对我国的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巨大的差距深深刺痛了她。

　　唐晓青：在质量管理方面，国外企业有许多技术、方法比我国企业要先进得多，这促使我思考自己将来应该做什么。在选择博士论文课题时，我提出自己能否选择与制造现场相关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方面的课题，导师非常支持。最后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计算机辅助产品质量检验规划的研究课题。

　　在国外学习期间，我注意观察了解，并走进西方社会。从超市数以千种的文具和办公用品，到英国、德国工程师“凡事都要做到极其细微精致”的精神，想到我国饮食中“一双筷子打天下，什么都能干”，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不多”观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但质量管理学科涉及技术、社会、人的心理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它与纯粹的力学研究模型不一样。

　　记者：对你来说，是不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联系到你所关注的质量问题。

　　唐晓青：也许是吧。国外质量发展的技术基础和社会氛围，促使我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思考该如何与我国的技术现状和特定文化相结合。虽然国外的学习与生活对我的质量研究有一定影响，但我决不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回国后，我在给企业讲课时，就把自己在国外曾经的思考贯穿到讲义中，希望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比如波音装配工艺规程“过分”规范细致，但正是这样的规程保证了波音产品的良好质量。

　　１９９１年，唐晓青完成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外求学的几年间，唐晓青一家三口分居两国，聚少离多。看着陪伴自己学习的女儿已经８岁，鉴于中国与欧洲教学体系的不同，为了让孩子接受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教育，１９９２年，唐晓青决定回国。

　　独树质量管理信息化旗帜

　　学成归国的唐晓青一直关注着中国质量的发展。她开始将科研方向由机械制造工艺向质量领域拓展，试图将信息技术融入企业质量管理，并开始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她的目标十分明确：为我国企业提供可用的技术和集成化系统。她注意到，国家８６３计划里有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技术。结合自己的制造背景，她很快就把研究定位贴近于生产现场，做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了课题组合实验室。

　　记者：如何将深奥的质量理论，简化成方便可行的工具呢？

　　唐晓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企业就在推广ＳＰＣ工具，但当时的状况并不理想。因为ＳＰＣ工具本身是一些数学方法，这些数学方程、数学公式对企业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很难掌握。如果能够提供一种平台，把这些技术集成进去，企业应用时就会像常人使用傻瓜相机一般简单。

　　在这样的开发思想指导下，唐晓青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探索。光阴如梭，一转眼，她就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十几年。

　　唐晓青：这十几年中，我参与了国家８６３计划，在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等支持下积极开展质量管理中的信息化问题研究。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开发了几个层次的集成化质量管理软件系统。这些系统不是单纯强调质量信息处理，而是将很多质量工程领域和质量管理领域的理念融入其中，支持企业质量管理的全过程和其在质量运作过程中所有的质量活动。目前，该系统已在７０多家企业中应用，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记者：做质量管理工作既要做基础研究，又要做技术开发，同时还要为技术去找市场，这个过程顺利吗？

　　唐晓青：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２０００年我去一家企业讲课，尽管我采取种种方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最终也没能如愿。原以为只要把技术开发出来，通过软件载体介绍给企业，就会受到企业的欢迎。但现实说明，对于质量技术的理解，企业存在很大差异。

　　为了使企业能够认识运用这项技术可以提高其质量控制和管理的水平，唐晓青苦口婆心、费尽心血。

　　唐晓青：一个企业的质量信息化工程，决不是装几台计算机，买几个软件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数据提取不上来，软件系统就变成了空杯子，无水可装；如果数据不规范，软件系统就变成了杂物筐，只是容器而已。实施质量信息化的过程应伴随着制度建设。这就要求企业做出与信息化建设相配套的管理规定，例如每天的数据应在指定时间内录入，每个岗位的职责应包含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内容，这样才能确保系统运作，数据处理的结果才会为企业质量管理人员和现场技术人员，提供真正的管理决策支持。

　　唐晓青更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企业的应用，她做了大量实地研究：到底在中国企业里怎样才能把质量管理技术用起来？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何种方式对企业进行培训才能把先进的质量控制和管理方面的理念传授给企业？为此，唐晓青深入企业进行实践。

　　记者：对于企业，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唐晓青：深奥的理论要用浅显的语言来进行解说，并最终使基层的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技术人员接受。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很多企业都通过了，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们试图通过质量技术软件的推广使得企业能在质量体系认证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整体质量保证体系的运作水平。在技术实施中，软件的推广、培训、应用对企业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系统实施过程的难度，必须开发出适应的实施模式和技术，以确保实现项目目标。

　　唐晓青经常到全国各地的企业去作讲座或现场指导，只要研究成果能被企业接受采用，并使企业真正有所收益，她觉得做什么都值。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令她欣慰的成果，她们开发的ＣＡＱ系统如今已在几十家航天、航空、电子和船舶等军工行业以及部分民用企业得到应用。

　　高校管理中探索产学研结合

　　从北航的副教授、教授、博导、系主任、学院院长一步步走来，２０００年年底，唐晓青走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领导岗位，成为该校的副校长。从较为单一的学术管理岗位到学校主管某方面工作的行政领导，她仍坚持每年主讲一门硕士研究生课程，并指导着多名博士生，承担着国家８６３计划、总装备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等大量的研究课题。

　　记者：您平时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

　　唐晓青：自从担任副校长，行政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工作时间。我过去主管研究生教育，现在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除了校内的事情，我还担任着国家先进制造技术专家组成员、中国机械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机械制造自动化副主任委员、中国质量协会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经常要参加课题评审、论证，作为多家学术期刊编委会委员，要为这些学术期刊审稿。在多年的实践中，我努力培养自己面对多重事务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努力学习科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努力提高驾驭与控制局面的能力，合理地安排时间和工作内容，很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各项工作。

　　在主管研究生工作时，唐晓青注意到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在课程学习中的实验和实践环节渐趋薄弱，她开始全面审视北航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并组织该校参与研究生教育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全面修订培养方案，增加实验内容，提出多种增强研究生实践和动手能力培养的方案，并将经费投入到研究生实验环境的建设中。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创造研究生深入工程一线机会，鼓励研究生从企业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课题。

　　记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唐晓青：开始时，学生很不习惯到企业去，认为是在浪费时间，根本没有什么触动，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在被动地接受。但是，在企业的所见所闻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当他们将自己的一些方案拿到企业去讨论时，就会发现很多与实践脱节之处，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去主动地研究企业的需求。

　　记者：高校科研成果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转化难。您所研究的ＣＡＱ系统是否能够形成产业化？

　　唐晓青：目前，中国企业还不具备自主开发质量管理系统的能力，而国内ＥＲＰ等管理系统供应商也没有精力顾及这一块，并且，市场尚未成熟。因此，大学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逐步转化为应用成果成为可能，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样的模式仍将持续下去。中国市场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产业化道路还比较漫长，可能尚需若干年的发展期。ＣＡＤ等信息技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已引入国内，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部分企业还处在“甩图板”的初级阶段。企业对质量管理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需求程度等等都制约着ＣＡＱ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唐晓青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她说，对于企业而言，应用ＣＡＤ和实施质量管理系统是“穿裤子”和“戴帽子”的关系，有不同的需求程度，在一些企业看来，“帽子”是可戴可不戴的。

　　记者：作为高校的管理层，除了自己的专业和项目，你认为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该如何提高？

　　唐晓青：高校是我国一支重要科研力量。为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抓好“三个环节”，并做好环节之间的衔接工作。第一个环节，工程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在选题时应对技术市场有清醒的认识，以为企业提供真正可用的技术为目标，即使做基础研究，也要考虑技术未来的发展和实用性。第二个环节，要注重技术转化之前的市场推进工作，技术有没有价值，取决于市场，在我国，这个环节仅靠政府投入尚不现实，应研究能否引入风险资金，调动社会资金，以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最后一个环节是技术转化成为产品的阶段，同样存在市场化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阶段主要靠企业投入，市场运作。三个环节有机衔接才能真正推动技术转化，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市场。

　　参政议政为社会尽责

　　２００３年１月，唐晓青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同年３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１月，她再次被推选为新一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并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党外干部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唐晓青主动进入角色，积极学习，热情关注，真情地体察，认真议政，希望能够发挥作用。

　　记者：你觉得这些政治角色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唐晓青：这些角色使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和方方面面的群众，有机会进行社会调查，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思考一些问题，也有了更多了解社会和向社会学习的机会。为了尽好这份责任，我认真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高个人思想认识的高度，积极参政议政，全面提高个人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我开始更加关注社会发展，更加关注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

　　对于担任多重角色的唐晓青来说，如何实现从学术管理者向参政议政者的转变，如何从单纯地接触社会的某一方面向全面接触社会转移，如何处理学校管理、教学、科研和政协工作的多重关系，她一直在角色变化中不断地学习、思考、认识和实践，逐渐实现平衡并能够坦然面对。

　　记者：在调研中你一定有来自方方面面的收获吧？

　　唐晓青：收获很多。比如在北京市的相关调研中，我发现随着汽车需求量的大幅提升和大量汽车４Ｓ店的建立，对汽车维修的专门实用型人才需求明显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汽车制造商纷纷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汽车维修专业恰谈，或者由企业投资在职业技术学校内建设与企业车型相关的维修设施、基本操作环境；或者由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建立一个比较廉价的通用教学平台，基本上涵盖汽车电子等汽车基本功能，后期学生进入企业设立的实训基地，从而打通汽车维修技术人员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后进入企业就业的渠道。而汽车制造企业对相关专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介入，对其销售和售后服务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这是否对您提出的提案、建议和参与的议案有所启发？

　　唐晓青：有。我因此提出了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观点。以数控机床高级操作工的培养为例，目前我国数控机床职业学校培训基地采用的都是小型教学型设备，价格在几千元上下，其精度、控制系统等都与目前国内数控机床企业采用的投资过百万元的设备有较大差距，企业在招聘员工后都要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如果把这部分培训提前，把部分培训支出投入到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既能给职业技术教育“雪中送炭”，也能使企业有针对性地培养潜在人才，人才的选择也有了更大的余地。国家应该把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就业、人才需求、产业发展等问题综合考虑，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企业介入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式、税收减免、企业投入渠道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范。企业介入职业技术教育是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对学校和企业都应该是一种双赢。

　　记者：此次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你准备了哪些提案？

　　唐晓青：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结合一直是我关注的方向。很多技术开发出来，转让到工业界，这些项目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究竟有多少真正转化成了生产力？这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跟踪与评估体系。政府把资金注入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中，企业为了避免风险，更多地愿意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熟的中试产品中。而这中间的工作该由谁做？没有经验，没有资金，自然步履维艰。我们一直呼吁要把企业当成创新主体。但是对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还是延用了过去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那套管理模式与方法，导致一些企业总是围着科技主管部门去要钱。还有一些前端的研究，由于投资管理部门不同，各个环节之间衔接不紧密，从而形成管理上的割裂。

　　我认为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譬如科技部门可以尝试着与某些行业协会联合，依靠双边力量、利用双边资源来促成行业项目更好地实施。当然，这些想法还只是一个雏形，我希望能够在此次全国“两会”上与各位政协委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可能会在讨论中形成一些更加明确的意见。

　　记者手记

　　航天在整个研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严格的质量管理思想。唐晓青就是在与航天企业多年的合作中积极倡导这种思想，并贯穿于科学研究中的人。这也形成了她一贯严谨、认真的作风，在与她短短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始终能感受到这一点。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她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对于中国质量的那份责任心。每每谈及于此，她的兴奋与热情总是溢于言表。

　　她是一个特别有条理的人，她会将时间和精力合理分配。她担任着学校的副校长职务，还有很多协会的理事、主任，作为一些科研计划的专家组成员，她还要参加项目的评审，参加各地的学术交流、国际会议、国内调研等。每年出差的时间很多，用她的话说，一年下来有时能够飞１０万公里。此外，她还要积极参与社会调研，认真履行一名参政议政者的光荣使命。但这些对于她来说似乎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足见其管理之道。

　　在多重身份的角色互换中，我问她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最喜欢哪一种称呼。她说最喜欢别人称她为“唐老师”。因为这个角色是她衷爱的专业，同时也是别人对她为人的认可。“我的原则是把人做好。什么都可以不当，但是不能不做人。”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有这样品质的人参与中国的质量管理信息化建设，“中国质量”一定会更有分量！